中证50策略母亲成为育儿焦虑的终端？一位人类学者的观察

中证50策略

在关于教育问题的媒体报道中，家长常常以负面形象出现，尤其是母亲。她们是有问题的大人，焦虑、偏执、唠叨甚至疯狂，以爱为名控制孩子，唯分数论。但是对人类学者关宜馨来说，母亲和孩子一样痛苦。他们只是先于不谙世事的孩子看到了未来就业与快乐童年之间难以兼容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悖谬中苦苦挣扎。每一位母亲的进退两难，都折射出社会的内在张力。

中产家庭的养育焦虑近年来早已成为流量密码。不仅在中国，全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宜馨并不想再把家长们这种充满矛盾的养育实践简单归因于“功利”“竞争”“阶层焦虑”。2004年，她来到昆明进行田野调查，在深入和一些家庭互动后，她发现家长们并不是随波逐流地投身于社会设定的养育竞赛中。家长们的养育投入中往往蕴含着一种“为孩子尽力”的道德安慰，他们像战场上的军师一样“审时度势”“创造条件”。每一个选择都包含着他们的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

关宜馨没有把家长们当成批判/研究对象，而是把他们视为“与我一起工作”的人，并向他们学习生存智慧。她想知道，在事事看起来都被“自上而下”决定并受到周遭条件制约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可能将人类行动理论化、同时避免将生活经验还原为大尺度的历史进程？”

这个母亲节，希望这篇对关宜馨的访谈能帮妈妈们放下育儿焦虑，在生活的无数变数中，分辨可控与不可控的边界。

采写｜络绎

电影《超脱》里，亨利·巴斯（Henry Barthes）饰演的代课老师面对着青年学生深陷的重重困境有一段无奈的独白：“在生孩子前，人们理应先上一门如何为人父母的必修课。切勿在家自行尝试。”

这种将孩子问题归因于家庭教育的倾向在现实中也极为常见。诊治过许多青少年心理病例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就曾在一场关注儿童心理健康的沙龙上向家长发难：“这帮家长怎么上的岗？结了婚领了证就是家长了吗？现在有各种考证，为什么没有家长证？为什么没有家长学校？……结了婚、生了娃，自然就成了家长，可你怎么对这个孩子负责任？”

家长们有苦难言。如果有的选，他们当然愿意让孩子们快乐成长，但一想到未来的诸多不确定，他们就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硬拽着孩子卷入残酷竞争。《我是演说家》冠军储殷曾在一场教育论坛道出了当代父母的迷茫与困惑：“所有教育专家讲的所有梦想，作为一个家长告诉你们，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我知道孩子如果考不上重点中学、大学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在这么重大的压力之下，你跟我讲情怀，我怎么能够接受？”

这种专家话语与家长实践间的张力，吸引了人类学者关宜馨（Teresa Kuan）的注意。她的著作《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正是围绕育儿的专业知识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她在采访中说：“我对流行的育儿建议特别感兴趣。专家们说了些什么？受众是谁？”

《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美]关宜馨著，毛超予/安孟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月。

“不确定性”是关宜馨的学术母题，她尤为关注人们如何在充满偶然、脆弱和风险的生活中获得控制感，又如何在宏观社会趋势和历史变迁下维持主体性与意义感。人或许终究无法掌控命运，但我们总是试图对自己的处境施加某种影响，赋予其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也即“存在性控制”（existential control）。

2004年，正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关宜馨来到云南昆明展开田野调查，她与当地十个中产家庭密切交往，并结合对教育专家的访谈与多年的文本研究写下了这部民族志作品。在关宜馨看来，如何让自己的孩子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关乎的正是“存在性控制”。

同时，身处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的家长们更是作为关键角色参与进了一项宏大的现代化工程——通过提升下一代人口素质来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复兴。然而，家长实践与专家话语的裂隙恰好映射出此一工程内的固有矛盾，筛选庞大人口的应试教育与培养个性人才的素质教育难以调和。于是我们见到了诡异的一幕，在一轮轮教改和减负中，一个个必须提升的素质最终演化为了一门门新增的考试。

关宜馨用她温柔的笔触展现了当代中国的中产父母，尤其是母亲，如何在调和这一矛盾的同时努力让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不致脱序。她敦促读者将父母对孩子教育成功的“过度追求”视为一种道德选择，一种“努力的伦理”。（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着：中国式母亲的情感宣言。）

正如她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安孟竹在为本书所作的推荐序中所写：“⾯对极其缺乏安全感的昆明家⻓，（关宜馨）⽤共情⽽⾮鄙夷的态度来理解他们的讲述。”与之相对，许多学术分析认为中产妈妈盲目地再生产着社会权力秩序与生产关系，而这种刻板印象正是关宜馨想要批判的：“他们声称这一切不过都是意识形态上的歪曲与粉饰”。借着重新理解资本主义下中产父母的主体性，她试图对抗那种将复杂、⽭盾的⽇常养育实践还原为政治经济进程的化约论，以及把意识形态神秘化的做法。

同时，她还有更大的理论野心。借助法国学者福柯“布置的技艺”（art of disposition）概念，并参考法国哲学家余莲（François Jullien）对中国文化中“势”这一观念的阐释，关宜馨察觉到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资源对当代中国人仍有着持续的影响力。

她将当代中国中产父母为孩子“创造条件”的努力视作一种“造势”的教育兵法，这既是在施加潜移默化、隐而不彰的影响，也是面对现代生活广泛不确定性时个体唯一的控制感之源。如书中所述，“尽力而为既是每个人所能做到的最低限度，也是最高限度。”

不同于余莲的中国特殊论，关宜馨基于民族志材料提出了一种普世的权力元理论，“既避免了在决定论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又避免了在人的掌控和控制的方向上走得太远”，来缓和社会科学中文道主义和反人文主义解释之间持存的张力。

当然，关宜馨并不彻底拒绝“主体性是被建构的”这种反人文主义的观点，她在采访中说：“考虑所有因素后，我也同意某种解释更为根本。尽管所有时代都有苦难、焦虑和两难，但现代世界有其独特之处，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科层制和理性化这三项最根本的因素一道构成了一种无人能置身事外的历史境况。正因如此，举凡试图退出或逃避者，终难真正脱离，反而不自觉地再生产着这一境况。”

即便如此，关宜馨仍想在自己的民族志中“给人类能动性留一片空间，一个来自于不确定性的空间。”对此，她给出了一个与学术无关的理由。她回想起自己写作论文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尝试冲浪。虽然她始终没能乘风破浪中证50策略，但在一次次精疲力竭中，她突然从自己的身体体验中悟到了“布置的技艺”，“弄潮儿必须精明地调配自己的身体，试着用最小的动作来保存最多的体力。只有这么做，才能享受浪涌而非与之抗衡。在大海的伟力面前人力微不足道，但人可以乘势而行。”

以下是作者络绎与关宜馨的对话。

关宜馨（Teresa Kuan）本科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人类学，博士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目前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儿童研究、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心理观念等。

家长总是不遗余力

但努力的标准已然通胀

络绎：距离你2004年在云南昆明开展本书的田野调查已经过去了20年。时至今日，新生代的家长们开始把“鸡娃不如鸡自己”挂在嘴边，像是把专家的批评观点内化于心。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关宜馨：20年前，我在田野调查中结识了一位很想帮孩子说好英文的母亲，她对我说：“我的朋友们喜欢出去玩、做脸、健身，可我更愿意留在家里陪孩子学习新概念英语。”我在大学里学过德语，即便已经可以读小说，但仍然是“哑巴德语”，一旦要和德国人交流我就会慌到开不了口。而这位妈妈很勇敢，虽然她的口语很一般，但她总会尽量用英语跟我交流。她要孩子学好英文，就先逼着自己学会英文，这让我很佩服她。虽然20年前还没有“鸡娃”这个词，但我觉得她的态度就是“鸡自己”的先声。

络绎：这位妈妈的做法更像是“以身作则”，而当下不少父母的“鸡自己”开始与教育无关，他们觉得，与其投资大量人力物力逼孩子卷文凭，不如自己拼事业，直接多留点财富给孩子。

关宜馨：不管哪个时代，家长们总是不遗余力，发生变化的是什么才算“努力”，什么才属于“鸡自己”？通货膨胀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在这20年里，养育的标准已然通胀，为人父母者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才能作数。而且，当家长们开始意识到，对所能获得的教育结果而言，无论自己多么努力或是孩子多么勤奋、多么聪明都已无关紧要，那就得采取一些完全不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家长做些什么才算“尽了力”，早已今非昔比。

整体上，这一趋势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止是中国，当时全球许多国家都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国家不再提供教育补贴、医疗保健等等安全网，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必须越来越多地为自己的福祉和未来负责。总的来说，经济自由化给每个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你必须拼命努力、愈来愈努力，以确保自己和自己家庭能生活得好——至少不会越来越差。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络绎：伴随着教育市场化，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选择，比如私立教育、国际教育、创新教育，以及层出不穷的补习班、兴趣班、营队……这些选项给了家长更多余地还是更多焦虑？

关宜馨：确实多了很多选择。有父母送孩子去蒙台梭利学校，或是举家搬去大理生态村，也有中产父母在城市里抱团打造农耕社区等等，白领专业人士们以逆城市化的行动来努力探索一条逃离内卷（rat race）的出路。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后曾毓坤曾对中国日益流行的儒学读经教育做过研究，家长送孩子上私塾同样也是一种另类教育探索。更不用提许多中产父母带着孩子移民海外，我自己也遇到许多搬来香港的内地家庭。

我还没有系统地考察过你的这个问题，也不清楚是否有其他学者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我猜测，至少会有这样一种焦虑：当新的机会浮现，我是否能抓住它、能否及时抓住它？没有父母会坐定在那里数，“好吧，我有8种选择”，给它们1到8进行排序，然后慢条斯理地挑出最优解。相反，家长往往随时准备着捕捉最新的机会。

络绎：你在书中提到育儿专家善于打造值得效仿的正面模范，本世纪初有通过赏识教育改变命运的听障大学生周婷婷，或是“哈佛女孩”刘亦婷。近年，取得冬奥会滑雪冠军、入读斯坦福的谷爱凌成为舆论追捧的新样板，其教育路径被视为融合了东与西、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所长。在美国，亚裔“虎妈”蔡美儿的教育自传也是畅销书，她也因此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影响力百人榜。这种模范迭代的背后有怎样的文化逻辑？

关宜馨：全球内卷！（笑）这完美延续了我们之前所观察到的情况，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虽有许多冲突、摩擦与竞争，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崇尚效率和工具理性，否则，“有毒育儿”的种种观念就不会在两国间如此轻易地被翻译传播。（笑）

我在书中探讨了周弘如何养育听障女孩周婷婷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是过程，当爸的有许多挣扎，而他必须克服这些挣扎才能取得成功。而这些新模范的塑造者或许只在乎教育结果，这简直就是成就导向型社会的典型症状——一种不惜以牺牲其他一切为代价来追求成就的盲目冲动，但这正是让所有人都如此痛苦的原因所在。

坦白说，我对谷爱凌和蔡美儿了解不多，她们本就属于特权群体。论及“虎妈”，我更感兴趣的是2015年的电视剧《虎妈猫爸》中的“虎妈”毕胜男。这部电视剧虽然讲的是典型的中产家庭母亲的故事，但也有点叛逆，它对性别、阶层和地域等各种秩序都进行了反思。

心理化不等于医疗化，

“不怪任何人”的家庭治疗

络绎：你在刚开展研究时，希望收集有关童年医疗化的民族志材料，但很快发现这在中国并非足够普遍的现象。但到了今天中证50策略，各大城市的医院里“学习困难门诊”一号难求，诸如孤独症、多动症等神经发育障碍的诊断也日益增多。这是否体现了近年来教育问题医疗化的趋势？

关宜馨：心理健康的领域既庞大且多元，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所关注的面向给出不同的答案。并且，其中确实存在很多非常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有明确的医疗化趋势，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非医疗化的问题处理方式。

我一直对中国的“心理热”（psycho-boom）饶有兴趣，尤其是推行国家职业资格项目的那15年（编者注：我国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项目于2002年启动，2017年终止），正是在这一时期“心理热”达至鼎盛。这非常民主，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把心理学当作爱好去学习，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去更好地了解自己在生活中的状态。

这恰恰是一个体现了“心理化”而非“医疗化”过程的历史案例。人们受训不仅仅为了成为专业人士，更是为了自我的发展和成长。除了全国性的考证，人们还可以参加五花八门的各种培训和工作坊，当然这非常商业化。

有很大一部分参与者是女性，她们投身其中是因为她们享受着这种团体支持，遇到有共同话题的陌生人一起克服那些困扰着自己的事情，诸如此类。我常想，如果这种让陌生人聚在一起分享故事与烦恼的实践能由基层自发组织并广泛开展，而且让参与者无须支付太多费用，那将是一种真正的社会福祉。当然，这是我所构想的乌托邦图景。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络绎：“心理化”和“医疗化”的区别，主要在于两者在专业性程度上的差异吗？

关宜馨：要理解“医疗化”，最基本的方式是把它看作一个过程——某个本来非常复杂、包含诸多变量的问题被简化成单一问题，并附上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比如说，用药物治疗多动症（ADHD）就是医疗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但多动症本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能确有身体方面的易感因素，但它同样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多方面的塑造，然而医疗体系接手这个问题后，会说：“我们有药，可以搞定这个病。”

“心理化”肯定也是一种简化，它把某个问题或现象重新诠释为心理层面的问题，但我不会把它等同于医疗化。虽然这种心理化的方式本身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局限，但相比之下，心理学的语言体系更加宽泛和多元，因此也许能提供更丰富、更灵活的方式去理解和讨论问题。

而在生物医学语境中，事情往往被还原为身体、血清素、受体等等，这是主流的处理框架。当然，精神医学内部其实也是多样的，也存在一些“边角地带”正在探索不同于主流的解决方式。出于个人兴趣，我往往会被那些显示出“心理化”并不又等同于“医疗化”的现象和趋势所吸引。

络绎：最近几年你致力于研究“家庭治疗”是否也是出于同样的兴趣？

关宜馨：是的，家庭治疗颇为有趣，因为它尚未融入任何体系之中，你也无法从保险公司那里对这一疗法获得任何理赔。正如我前面提到，精神医学内部也很多元，并非所有精神科医生都顺从主流的生物医学方案，很多精神科医生甚至可以说是反精神医学的。面对那些通常已有这种那种精神医学诊断的儿童，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将苦痛重新界定为“系统性”的问题，他们会说：“这问题实际上不是孩子（身体、生理）生病了，而是整个系统的问题。”

面对陪同的家长，我看到这些精神科医生会把话说得尽量委婉些，避免让家长觉得内疚和自责，于是他们会解释说：“那个问题是大家不知不觉间、潜移默化中造成的，孩子只是以症状的形式，把那个张力表达了出来。”

电视剧《小舍得》剧照。

络绎：不怪任何人。

关宜馨：没错！这种不归责的方式是家庭治疗非常核心的伦理立场。当然，精神科医生对系统问题的思考和识别并不一定采纳社会科学的视角，但也有许多家庭治疗师确实在思考超越家庭层面的更大系统的问题，比如学校和教育体系。

控诉“原生家庭”背后

络绎：舆论对“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的声讨已经持续了七八年，除了年轻一代网友，一些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也加入其中。这些舆论大多都在控诉原生家庭对子代造成的创伤，态度负面，例如有译者甚至把苏珊·福沃德（Susan Forward）的Toxic Parents（直译为“有毒的父母”）一书直接翻译为了《原生家庭》。你如何看这一现象？

关宜馨：正如人类学者阎云翔指出，流行论述中对原生家庭的讨论相当负面，而这个学术概念在其西方的原初语境中其实更为中立。从学术的角度，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种论述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为什么在中文语境中“有毒育儿”会被这样翻译？需要被考察的是这种论述本身。

电视剧《小舍得》剧照。

这是一种福柯式问题——人们究竟为何会开始思考和谈论某些事情呢？福柯在其著作《性史》第一卷中提到，欧洲在近代社会到来之际突然涌现了大量关于性的论述，这些论述认为，过去我们从未谈及性，而现在我们需要从内心深处的隐秘之所将它挖掘出来，并且谈论它、表达它、把它问题化。

但福柯的观点是，性并非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而是一种历史建构，在他看来，“性”作为一种话语的出现，意味着事物的表征界面（surfaces of things）的增殖（proliferation）或多重扩展（multiplication），继而被问题化并成为干预的对象。

在“原生家庭”这一概念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因此，我会将之视作一种历史现象。近年来，关于孝道是中华美德这一说法的讨论越来越多，如阎云翔所言这是一种由国家倡导的“新家庭主义”（neo-familism），突然间，家庭价值观被政府和国家大力宣扬，如果你不定期探望父母，就像是违法了一样。我把原生家庭话语在年轻人中的流行视作一种反抗，你越是让我做一个顺从的孩子，我就越要批评你们这些大人为人父母的一些做法。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解读。

我并不否认在家庭中确实会存在一些黑暗的权力关系，也有令人不安甚至暴力的事情发生，但我仍然认为，在接受这种论述所揭示的某种“现实”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再斟酌一番？因为实际上这种论述本身也在塑造现实。

络绎：你在20年前就观察到，当时的育儿专家们已经开始把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归咎给家长“有问题”，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早期版本的“原生家庭”论述。

关宜馨：我在20年前认识的那些父母，尽管他们竭力为孩子营造种种条件，也做了一大堆干预孩子生活的事，比如让他们做作业到凌晨1点，殚精竭虑讨好老师。但同时，他们也是流行的育儿建议的消费者，那些书籍、文章里充斥着说教，也可以说属于早期的“心理热”，比如“你应该关心你孩子的快乐”，又比如“作为父母，你的这些做法正在会伤害孩子心理健康”等诸如此类。作为读者，这些父母时常处于一种自我责备的状态，他们会反思，逼孩子不得不去做这些事是我的错，我做了自己并想做的事。父母总是试图在两难间取得平衡。

电视剧《小舍得》剧照。

络绎：你在书中反复提到，家长们只有好意，面对高度不确定的未来，他们的“鸡娃”行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且对自己行为中的矛盾性心知肚明，正是这种走钢丝般的道德体验令家长们成了伦理主体。但孩子的主体性呢？面对家长所创造的条件、布置的“势”，孩子岂不是成了被动的客体？

关宜馨：确实，孩子的主体性不在我的研究视域内，但这样子说还是太简单了，家长永远都要跟孩子的自主性以及他的能量进行斗争。（笑）

我没有自己的孩子，可是我给很多朋友、我的兄弟看过孩子，有很多看孩子的经验。同时，也因为我没有为人父母，所以可以拉开一定的距离来观察人们和孩子相处的状态。

跟孩子待在一起真的很累。一个成年人真的没有可以和孩子媲美的能量。带娃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我试图施加自己的意志，然后孩子又试图施展自己的意志，接着我又试图操纵你，而你又试图操纵我……这种缠斗是持续不断的。我们不要把孩子想象成弱势的一方，他们绝对不是。他们很坏，很野，他们非常强大，而且他们确实有能力重塑他们所进入的这个世界。

络绎：这个说法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对“出生性”（natality）的探讨，她将新生命的诞生以及因出生而带来的开始新事物的潜力视为足以拯救世界的奇迹。

关宜馨：我非常喜欢汉娜·阿伦特，我在书中也引用了她关于人类境况（human condition）和行动的哲思，来讲述父母们为孩子创造条件的伦理行动与主体性。

我常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但当我想要把自己观察所得进行理论化时总感词穷。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如此美好，他们迅于纳新，敏于模仿，但他们总会以一种极富创意的方式彰显个性，时常令人大吃一惊。

我想，这就是生命本身的样子。你可以从很多方面、在很多地方感受到生命，比如音乐、艺术或者自然中。同时我也确定，和孩子相处时，你也会看到生命本身正被表达。但那种特质、那种能量，我从来都不能说清道明。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络绎；编辑：荷花；校对：卢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